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谷愛凌背后，美式教育“內卷”？
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2022-03-16? ?青野龍吟
2022-03-16 來源：澎湃新聞 作者：格溫
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上，滑雪運動員谷愛凌成為了矚目的焦點。她不僅是連奪三枚獎牌的明星選手，更是精通鋼琴、馬術，以近滿分的SAT成績被斯坦福錄取的“超級學生”。有人驚嘆她的成功是不可復制的，事實上，在美國名校的學生中，不乏成績優(yōu)異的運動員，如哈佛的林書豪；美國各行各業(yè)的領袖，包括數(shù)位美國總統(tǒng)，在名校就讀期間往往也是備受矚目的運動健將。
谷愛凌被斯坦福大學錄取。本期“漣漪效應”播客，我們邀請到了兩位對美國高等教育有著切身體驗和深入觀察的嘉賓，共同討論美國的精英教育為何如此青睞體育？在“谷式”十項全能的“超級學生”們背后，存在著怎樣的美式教育競爭？我們希望對美國教育現(xiàn)象的探討，能夠成為返視中國教育現(xiàn)狀的他者之鑒。
【嘉賓】
廖元辛，畢業(yè)于北京大學和美國馬里蘭大學，前財新記者，非虛構文學《新留學青年》一書作者。
薛雍樂，畢業(yè)于美國喬治城大學和耶魯大學，澎湃新聞旗下英文新媒體第六聲編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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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名校為什么看重體育？
澎湃新聞：美國名校認可杰出的體育人才，幾乎每所名校都有自己的體育明星乃至奧運獎牌得主，在錄取層面，一項優(yōu)秀的體育成績就能讓申請者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。二位都有就讀于名校的經歷，能否談談您所見到的校園體育文化？
薛雍樂：體育文化確實是美國教育的一大特色。從我在喬治城和耶魯兩所學校的親身體驗來說，我接觸的更多是團隊運動。比如籃球，喬治城大學出過像艾弗森、尤因這樣的NBA球星，而且大學球隊在美國NCAA大學籃球錦標賽當中也非常活躍。每年三月份會舉辦一個活動，March Madness（“瘋狂三月”，即美國大學體育總會一級聯(lián)賽男籃錦標賽，目前是美國最大的全國性體育賽事之一），全校同學都會傾巢而出狂歡。
耶魯則每年和哈佛有橄欖球對決，這就是展現(xiàn)學校榮譽的一個很好的時機，兩校學生都會來觀戰(zhàn)。相比之下，像谷愛凌參與的滑雪這樣個人的項目，平時關注的人并不是特別多。但是能獲得奧運金牌，肯定能被學校宣傳，也被同學們視為驕傲，熱度上可能比不上團隊的項目。
體育運動作為大學錄取的敲門磚是確實存在的，在我們學校就有很多因為（某一特長），比如籃球特長，被招進來的學生。大學有一種專門的職業(yè)叫球探，會專門去高中的比賽觀察，籠絡一些拔尖的高中生選手。如果選手讀書很好，能夠達到學校的學術要求，當然最好；但如果說讀書不太好、體育特別厲害，其實學校也是有一些手段幫他們過關，比如說專門開一些內容相對簡單的課給他們讀。所以說，如果說你能夠在某一項目上達到世界級的水平，能夠給學校爭光，那肯定在升學時可以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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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聞：從您的講述中，能夠感受到美國大學里面的體育文化氛圍是很濃厚的，為什么美國的精英教育會如此的看重體育？
薛雍樂：我覺得有幾方面。一方面比較傳統(tǒng)的解釋，就是可以培養(yǎng)競爭心態(tài)、領導力、團隊精神此類的軟實力，更容易在社會上擔當具有領袖職能的一些角色。
另外一方面，也有歷史或者社會的原因。前幾年國內引進了一本書，名字叫《被選中的》，講的就是哈佛、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是怎么演變的。書中就提到，一開始這些學校的錄取是比較簡單的，以考試為主，也沒有說特別重視體育這個方面的才能，但是后來有大量猶太人進入了美國，對這些老牌學校的盎格魯-撒克遜新教徒形成了一種威脅，這些學校就抬高入學門檻，來防止太多的猶太人被錄取，其中就包括了猶太學生相對不那么擅長的體育，還有其他一些沒辦法用分數(shù)去衡量的主觀標準。其實美國精英學校對體育的重視是有當時歷史上的反猶因素在內的，為了排除某一個特定的人群、但又不能明著說“我歧視你們”，只能增加一些看上去好像沒有什么害處的要求。
現(xiàn)在也一樣，很多在美國的華人家長抱怨：因為華裔學生成績相對較好，學校為了限制華裔學生的人數(shù)，就采取各種手段去抬高標準。在刻板印象里，華人孩子比較會讀書，但是體育較弱。（以體育為標準）也是淘汰華人學生的一種方式，但是華人家長也是很懂這個潛規(guī)則，越來越多的人在給孩子拼體育，所以說我們在奧運會的舞臺上就會看到不少像谷愛凌這樣子的“超級學生”。
澎湃新聞：廖老師對美國校園的體育文化有什么樣的感受？
廖元辛：美國校園里的體育設施非常完善，我在我的書里也提到了密歇根安娜堡的體育場，是容納觀眾數(shù)量在全球能排到前三位的體育場。此外，我們看到在美國大學校際之間的比賽，尤其是橄欖球比賽，已經成為當?shù)匚幕闹匾M成部分。附近一兩百公里甚至更遠的居民會開著房車，提前一天晚上就來到比賽現(xiàn)場，去進行燒烤、舉辦派對，一起喝酒、看比賽。體育賽事成為了整個州、或者整個市所有的人的一場狂歡，超出了單純的體育比賽簡單的含義。體育其實也是一個社交的概念。
而且校園的體育生態(tài)也是很完善的，每一屆的學生都熱衷于體育運動，會形成一個類似于循環(huán)的體系。在美國的從事體育的這些人，他們可能會回到學校去做教練，培養(yǎng)出來的學生再邁進體育圈子，也可以回到學校去從事教練的工作。這就相當于形成了一個完善的教學體系，而不像比如我們中國的足球這個體系，它之所以沒有形成一個很好的青訓系統(tǒng)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教練的缺乏。對初級和中級的學生進行足球教育、帶領他們比賽的教練，在質量和數(shù)量上都有顯著的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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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精英教育”的危機？
澎湃新聞：回到剛剛薛老師提到的美國入學標準的演變、以及華人家長開始越來越看重體育的現(xiàn)象上來：我們知道美國名校的招生標準包含了四大項目，也就是體育、個人素質、學業(yè)和課外活動。這樣多維度的招生標準，讓每個孩子都要成為多面手，在各個方面都要打敗眾多的競爭者來爭取入學的席位。薛老師所認識的美國本土名校生中有沒有“谷愛凌式”的超級學生？美國教育中是否也存在“內卷”的情況？
薛雍樂：美國學生是多種多樣的，但是我確實是接觸到過不少美國本土的“卷王”。比如說，我大一時的兩個室友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，其中一個，是大大咧咧的加州女孩，注重生活質量，相對也不那么專注學習，整體氛圍給人感覺很休閑。有一次，她發(fā)現(xiàn)身邊很多男生沒地方剪頭發(fā)，就在我們宿舍里開了一個業(yè)務，收錢給他們剪頭發(fā)。
另外一個室友則完全不同，她是一個出生在美國、一路就讀頂尖私立學校的伊朗裔女生。她選了很多課，每天都學習到很晚，還參加學校的劃船隊，每天清早五點多就去訓練，劃船落入水中，她來不及換衣服，就濕漉漉的去上早上的中文課。后來她可能覺得我們學校的競爭還不像她希望的那樣激烈，大一就轉學去了其他的學校，現(xiàn)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外科醫(yī)生。
我之前也跟其他的本科生聊過，其中記憶最深的是一位哈佛的本科生。她跟我說，當時為了進哈佛，擔任了她高中所有學生社團的社長，所有社團都要參加，把簡歷填滿。一方面，她的綜合能力非常的強，興趣愛好非常廣泛，另外一方面，也確實擅長時間管理。因此才能順利進入哈佛。
精神健康在美國大學校園里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美國現(xiàn)在很多“95后”、“00后”，經常包里面裝著各種瓶瓶罐罐的藥物。我們可能需要反思，這種優(yōu)秀是否只是一種表象，背后有沒有沒被看見的另一面？在追求這種優(yōu)秀的時候，也許會失去其他一些重要的東西。
澎湃新聞：廖老師也對美國本土學生的A面和B面都很了解，在您看來是否存在“內卷”的情況？
廖元辛：在過去的這一兩年中，我們經常討論中國教育的這個“內卷”，但是我想強調的是，中國教育的體系跟美國教育的體系還是存在很大的差異的。所以我覺得比較中美的這個“內卷”，首先我們要去廓清“內卷”的定義。
另外，我覺得這種過度的競爭，要把自己變成“十項全能”這樣的情況，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的某些階層其實都是存在的，尤其是精英階層。當然可能在某一些的群體中可能會更普遍，比如說在美國華人群體，包括韓國的學生群體，包括印度社區(qū)，相對來講會更容易產生這樣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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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對于美國的大部分學生來說，“內卷”的情況并不是特別的嚴重。因為中美的社會結構存在比較明顯的一個差異，就是中國一直存在“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”這樣的歷史傳統(tǒng)。我們人才的選拔和教育制度演變成了千軍萬馬走獨木橋、完全按照考試分數(shù)來決定的模式，但是在美國相對來講不是這樣。
另外，還有一種觀點是，美國的中產階層規(guī)模較大，這些中產的孩子只要接受一個還可以、或許并非那么精英的教育，就能相對比較容易地進入中產階層。所以對于很多普通的家庭而言，如果父母不是受到過精英教育、希望把精英教育傳遞給下一代的狀態(tài)，這些家庭是沒有動力去讓自己的孩子一整個周末都去上課的。在這一點上，美國還是跟中國有明顯的差別。
澎湃新聞：在疫情之前，想要到美國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國留學生人數(shù)逐年攀升。廖老師之前也采訪過近百位的赴美留學生，您覺得這些中國學生在申請美國名校時，他們的情況是更為有利，還是會遇到更大的障礙？
廖元辛：我記得采訪中有一個學生，高一時從中國移民到美國，在中國學習過奧林匹克物理競賽，進了美國的高中后就去參加了美國學校的物理競賽。他明顯感覺到，當?shù)貙W生對自己和他人的評價體系是跟國內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國內中小學以成績論英雄，但是在美國的評價體系非常多元。一個奧賽獎項不會像國內那么受重視，相反同齡人可能更羨慕那些加入橄欖球隊或者啦啦隊的同學。換句話說，中國留學生會面臨一個價值轉換的問題，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價值系統(tǒng)的轉變。對于中國留學生來講，這個過程還是蠻有挑戰(zhàn)性的。
澎湃新聞：薛老師，您擔任過留學的海外顧問，那您認為中國的學生在申請美國名校時存在障礙還是優(yōu)勢？
薛雍樂：最大的一個障礙還是選擇標準非常不明確。國內雖然說這些年也有一些自主招生考試，但是總體上，成績好就是最重要的，可以進名校。但是在考美國學校特別是那些名校時，光有成績肯定是不夠的。
SAT這種考試本身沒有國內高考的難度，分數(shù)只是一塊敲門磚。如果想要申請北美排名前10的學校，跟你競爭的人分數(shù)都差不多，頂多保證進入第二輪篩選。進入了后續(xù)的選拔，就需要展示各種其他的課外活動、志愿服務、領袖才能，學校還要求學生寫個人陳述，有些學校會給你一個命題作文、有些學校不限，讓你盡情用文字去表達遠大理想和特別經歷，最關鍵的是你和別人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、值得學校錄取。其實這是很主觀的，有時甚至取決于招生官的心情，或者他當天看了哪些其他人的申請，沒有辦法量化。
在國內的教育體系下，申請留學的同學做的課外活動其實差不多，不外乎學生會、模擬聯(lián)合國、辯論、機器人比賽之類，交上去的申請千篇一律。學校對國際學生也有配額，每年招的中國大陸的學生都是定量的，甚至會細分到城市，這樣其實又變成了一個“內卷”，因為名額有限，就要盡量去做和別人不一樣的課外活動。
我記得疫情前，有一些國內的小朋友，會到非洲、東南亞去做志愿者，越遠越好、越難越好，顯得特別。但是如果所有學生都扎堆去做志愿了，一方面這個功利的動機本身就有問題，另外一方面又水漲船高，又要去尋找其他更加獨特的活動，是不是要到南極、北極去才算是更加和別人不一樣？所以說其實這也會帶來不平等的問題，因為很顯然這都是依靠家長的資源，資源越多，學生去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的機會會更多，種類也就更豐富。
如果說你出生在普通家庭，可能考個SAT、讀幾門大學預科的課程，就已經花掉不少錢。所以說其實在經歷了美國的申請之后，我反而會對國內的應試教育有了一點更加積極的看法。雖然一考定終身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，花錢補課也會存在不平等的現(xiàn)象，但是平心而論，和那些太過主觀的標準相比，分數(shù)還是能較好地拉近家庭和家庭之間的差距。我們從國內過去幾十年也看到，考試確實是讓很多有志青年可以實現(xiàn)階層之間的流動，得到更好的前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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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聞：為了上名校，一個家庭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資源。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?帕特南在《我們的孩子：危機中的美國夢》中悲嘆“寒門再難出貴子”，指出教育機會的嚴重不均阻斷了下層孩童的上升路徑。出身貧困的美國孩子在就讀名校上存在著怎樣的劣勢呢？
薛雍樂：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講到的，在升學時，需要各種活動來添加分數(shù)之外的東西，這本身其實也取決于你家庭的資源。然后，除了這些，我還想再補充一下，一個是學習成績本身也并不完全能夠抹平階層之間的差距。在一個貧富差異很大的社會，其實成績也是會體現(xiàn)出階層的分化。前幾年，國內引進了美國的一本書《精英的黃昏》，講的就是美國精英教育陷入的危機。
《精英的黃昏：后精英政治時代的美國》書中有一個事例令我印象深刻，紐約有一所叫“亨特學院”的公立高中，在美國公立高中常年排名第一，學費全免，單純通過一場考試去錄取學生，不需要任何的額外材料，以此來有教無類地選拔在學術當中最優(yōu)秀的學生。但是很快社會上就出現(xiàn)了針對這所學校入學考試的補習班，而且價格不菲，結果是高分入學的大多數(shù)還是能上得起這些補習班的學生，那些出身相對貧困的、特別像黑人學生，在這所學校當中的人數(shù)非常少。所以說即使說分數(shù)看上去最公平，但可能還是會隱藏著很大的一個割裂。
“減負”緩解了內卷嗎？
澎湃新聞：前幾年，主管SAT的美國高校理事會也試圖為學生減負（dumb-down），降低考試難度，并針對中上層子女有能力參加各種補習班的“優(yōu)勢”，向窮人子弟提供免費的備考輔導。美國所實行的減負政策是否有效地緩解了美國教育當中的高度競爭？
廖元辛：我覺得這個效果其實是很有限的。
我們首先要去考慮美國的教育理念是什么，對于美國的聯(lián)邦政府和各個州政府來講，想要達到的教育目標是什么。這個教育目標其實是在做一個兜底，比如說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就出臺了一個No Child Left Behind這樣的項目。其實它強調的是不要讓更多的學生輟學，希望絕大多數(shù)的學生都可以完成高中教育等等，并沒有關注讓多少的比例的窮人子弟可以去上更好的學校，這個跟中國國內的情況還是有一點區(qū)別。
在中國國內的話，有些學校可能會劃一個比例，比如說今年我要至少招百分之多少低收入群體家庭的新生，在美國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政策。當然有些地方可能會按種族去劃分入學的名額，不過這種政策也是備受爭議的。
薛雍樂：如果說他現(xiàn)在要為學生減負的話，我也有點懷疑他的最后的結果會有多大，因為就像前面說的，分數(shù)其實對于美國名校來說，就只是一個敲門磚，不是一個關鍵點。所以說他減負，其實也不會真正意義上去緩解競爭。
如果從華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，華人家長反而會對此有一點警惕。因為對于很多華人學生來說，分數(shù)可能是他們在申請過程當中最不需要焦慮，然后也是最容易出彩的一面。如果說考得越來越簡單，等于說分數(shù)在錄取當中就越來越不重要，那可能會有更多成績相對弱一點、但是有更加獨特人生經歷的學生，能夠進入招生辦主觀的環(huán)節(jié)，所以說對華人來說，這可能非但不能緩解競爭，反而會加劇中產的華裔和其他族裔之間的矛盾，然后也會讓華人的家庭就更加焦慮，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后果在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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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聞：我國此前也對針對校外補習機構發(fā)布了“雙減”規(guī)定，至今已近半年，在廖老師看來，“雙減”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緩解了“內卷”問題？
廖元辛：當時（國內的“雙減”政策頒布時）有很多討論，我也從供給和這個需求兩方面跟一些行業(yè)內人士討論過這個問題?！半p減”限制教育培訓機構，不能在周日上課、工作日上課時間不能晚于九點，然后對教育機構的融資、包括海外上市，做了非常明確的限制。從這個角度來講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減少了對于課外輔導的供給。
但是從需求端的角度來講的話，由于高考跟中考的制度不可能在未來的幾年內進行大的調整，需求端不會因為“雙減”規(guī)定出臺而大幅減少。
其實我當時認為，除了中高考之外，還有相當一部分對于課外輔導的需求，可能是被教育公司或者營銷號人為地制造出來的。因為我們去看10年前，如果你想去了解“別人家的孩子”，你得去花20塊錢買《哈佛女孩劉亦婷》，才能夠有相對深入的一個觀察。但是現(xiàn)在在朋友圈和公眾號上，你看到哪個孩子又去學了什么、又去哪兒上課，又去哪社會實踐……過去幾年制造了大量的這方面的焦慮。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有一種題目叫做“誰才多少歲，已經拿到了什么樣的成績”，很多社交平臺上的文章，都是這樣的套路。
在去年八月份時，我跟幾個朋友說，如果之后要想對教育方面的內卷做有效的改變，很有可能要去限制這一類被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。然后在去年9月還是10月時，有政府機構開始限制教育公司在網上打廣告等等。其實這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，就是去戳破這個教育公司、社交媒體人為制造的焦慮。從目前的情況來看，我感覺這一類政策對于之前比較盲從的家長還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，有助于他們去放松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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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存在一種理想的教育？
澎湃新聞：在越來越多的人把教育當成一種功利的階層躍升的工具以外，教育還有沒有其他的更自由、更加有想象力的面向？在薛老師看來，一個理想的教育應該是什么樣子的？
薛雍樂：我覺得教育最終還是想讓孩子最后成為什么樣的人。比較理想的教育可以讓孩子去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價值，在自己選定的領域自由探索、做一些比較有創(chuàng)造力的事情，給周圍的人帶來一些什么東西。
廖元辛：我覺得我可能會更傾向于“終身教育”。教育中很重要的一個點在于我們要去培養(yǎng)年輕人不斷成長、進步和學習的能力。成功的教育模式是培養(yǎng)學生對學習的興趣，很重要一點是要去培養(yǎng)學生對于世界、對于社會的好奇心，對于別人、對自己的好奇心。如果我們的教育模式能夠讓學生養(yǎng)成活到老學到老的這樣一種精神的話，這樣一種教育模式可能是更為成功的教育模式。
薛雍樂：教育可以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一些共識，給我們的孩子一些基本的、大家可以共享的價值觀，比如熱愛學習、保持好奇，尊重科學、相信常識，相信互相之間可以進行溝通，可以去跨越和別人的差異，和不同背景的人進行比較有效的對話，這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