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想奇人梁漱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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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4-19 青野龍吟

梁漱溟（1893.10.18-1988.6.23），男，蒙古族，原名煥鼎，字壽銘。曾用筆名壽名、瘦民、漱溟，后以漱溟行世。原籍廣西桂林，生于北京。因系出元室梁王，故入籍河南開封。中國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教育家、社會活動家、國學大師、愛國民主人士，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，現(xiàn)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，有“中國最后一位大儒家”之稱。

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，在中國發(fā)起過鄉(xiāng)村建設運動，并取得可以借鑒的經(jīng)驗。一生著述頗豐，存有《中國文化要義》、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、《唯識述義》、《中國人》、《讀書與做人》與《人心與人生》等。

梁漱溟生長的環(huán)境頗不尋常。這樣說，不僅因他出身的士大夫家族可以追溯到元代皇室，還因為他父親的生平與性格。他的父親梁濟著實繼承了數(shù)百年的家族傳統(tǒng)，考取功名并出仕任官。由于梁濟對傳統(tǒng)“儒家”道德原則的極度執(zhí)著，又對激進的改革活動非常投入，并未給他的仕途帶來利祿。

在清朝末年，梁濟拒絕加入極度腐敗攀援的官場，而將精力放在愛國道德的社會運動上，使他的家庭陷入寒酸士紳的生活。不過梁濟的書法寫得很好（其子梁漱溟亦然），就算靠他微薄的奉祿無法養(yǎng)家活口，他還是能憑藉為人寫幅字什么的，來貼補家用。

梁漱溟先生在歷史上以哲學家聞名，你要是問一位知識分子“梁漱溟是誰”，他八成會答“一位哲學家”。但梁漱溟的生涯和他的意義還可從多方面來解讀。譬如前年出版的梁漱溟傳記——由中山大學梅謙立教授所撰寫——副標題即為“隱匿的佛教徒”，就是說梅教授主張梁漱溟不是儒家而是一位宗教哲學家。梅教授自身是一位法國耶穌會的神父，他自己也可以算是宗教哲學家，自然可以理解他為什么這樣解讀梁先生。

梁先生主要是一位現(xiàn)代“儒家”復興運動者。或者我們應稱他為一位實行者，實踐者，社會運動者。他本人似乎也如此自許。他終身致力于中國和世界的“公益”。他就像孔子、王陽明，以救世思想為主。

梁先生本來是一位佛教徒，而且對唯識宗、瑜伽宗的哲學有很大貢獻。同時也不能否認梁先生的主要方向是復興中國文化與儒學。我們也一定要承認他是“一輩子拼命干的”實踐者、活動家。還不盡于此，他在別的領域——如政治，甚至藝術方面——也有成就。他“骨子里”是一位“運動者”。就是說，他與甘地比較相近，而不是一位像德國的海德格爾或中國的熊十力那樣，專門搞正式學術的單純的哲學家。

梁漱溟青年時代最戲劇性的一幕，是他聲言信仰佛教，決定終身不婚。此刻又展現(xiàn)出梁濟不尋常的教子方式。當時梁漱溟的母親臥病垂危，流著淚緊握他的手，企圖使他回心轉意。第二天，梁濟寫了一張便箋，告訴梁漱溟說母親的哀求是出于病痛難愈與欲抱孫子的私心，深怕他會順從母親的哀求，成了過分“柔纖委靡”之人，若這樣則大非梁濟之所愿。

誠然，1912到1915年間，梁氏父子也鬧過“意氣激昂”的爭辯，彼此大吼大叫，爭論西方文化的影響與梁漱溟的佛教傾向（這兩樣梁濟都認為有害無益），但梁濟從未搬出他家長的地位。再說，既然梁濟往?？偸枪膭钏麅鹤右獔猿植嵺`原則，他就不能公然命令梁漱溟服從他。這對父子宛如照鏡子一般彼此對立。就是在這段期間梁濟下定決心，他要自行為傳統(tǒng)中國文化殉道。

這段時期梁漱溟的人格正在確立。當梁濟最終于1918年自殺以殉中國文化，他兒子的人生格局與人格也從此堅定不移。梁濟并不認為他的自殺只是為了展現(xiàn)君子愿為天下蒼生與道德原則犧牲而已。進一步地，他還希望他的行動能激勵大家“說到做到”，或像美國俗諺說的“拿出實際行動來”（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），要大家真正去實行原則，不要只供奉在那里。

梁濟的一生不斷踐行這個原則，他于1918年底自殺實為一曲終了的最后一聲高亢。對梁漱溟來說，就算沒有梁濟這最后的訓誨，他也早已堅定不移，終身孜孜矻矻地實踐他自己宣稱的道理，茍益于天下蒼生則不惜犧牲自己。雖然父親的殉道促使梁漱溟日后將傳統(tǒng)中國文化奉為圭臬（這從梁濟自殺的第二年就能看出端倪），但他的基本性格——他終身對行動主義的愛好——早在此之前就已成形。

梁漱溟日后思想上近于王陽明與泰州學派，他之受杜威（John Dewey）吸引，以及他終身奉行“表里如一”的原則，皆源于他自幼所受劍及履及的行動家之熏陶。

梁漱溟一輩子過著寒酸士紳的生活，這一點也很像他的父親。他大部分成年后的生涯都住在臨時的居所，或寄人籬下，或奔波于旅途。他的生活極端樸素。他不只不抽煙、不葷肉、不喝酒、不飲茶（他常常以熱水代茶），甚者，他曾對我說過，他對生活庶幾無所求。他唯一的娛樂，就是京戲，正如前文所述，這也是從他父親那兒承襲來的。

梁漱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。他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，為民族獨立、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。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(xiàn)，先贊成“君主立憲”，隨后又加入同盟會，投身辛亥革命，后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，建設新中國的“路向”。

他認為中國是“倫理本位，職業(yè)分途”的特殊社會形態(tài)，必須從鄉(xiāng)村入手，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，并積極從事鄉(xiāng)村建設的實踐。但由于他認為中國缺乏階級，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，到頭來他雖付出“一生心血、全副肝膽”的努力，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(xiàn)他的宿愿。新中國建立后，他“醒悟”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，是行不通的。

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梁漱溟堅決主張團結抗日，一致對外，提出“一多相容，透明政權”的主張。他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摩擦、挑起“黨爭”、破壞抗戰(zhàn)，憂心如焚。為聯(lián)合中間勢力，形成政團力量，促進聯(lián)合抗日，梁先生發(fā)起參與組織“統(tǒng)一建國同志會”，又是“中國民主政團同盟”的發(fā)起人和組織者之一。1941年，在《光明報》發(fā)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，明確主張“實踐民主精神，結束黨治”，“厲行法治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(chǎn)及身體之自由”。

1943年，梁先生對國民黨當局“民有痛癢務掩之，士有氣節(jié)必摧之”的獨裁專制極為不滿，斷然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操辦的所謂“憲政實施協(xié)進會”。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書長，積極參加了當時的政治協(xié)商會議，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為爭取國內(nèi)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。解放前夕，梁漱溟拒絕參與國民黨策劃的假和談，在重慶等待解放，1955年，他發(fā)表告臺灣同胞書，呼吁“臺灣同胞歸來歡聚”，使“祖國統(tǒng)一達到完整無缺”。

梁漱溟曾被形容成各式各樣的“XX主義者”，我則認為他主要是一位“儒家主義者”（Confucianist）——雖然如前文所述，近來又有人聲稱他骨子里是佛教徒。梁漱溟接受儒家的稱號，并在私下維持著他對佛教的信仰，他也自認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，還極為欣賞道教，亦很尊敬基督教。也就是說，他絕不是一位排他主義者。

不過，倘若我們都同意他的性格與生平的核心是行動主義，那么還是應該說，他行動主義的原則依然是儒勝于佛。而我還敢預測：即使再過一百年，他的歷史形象仍會是一個有思想的活動家，一個中國的甘地，而不僅是一個哲學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