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?張國剛：諾亞遭遇伏羲神農 中西文明交流與誤讀

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2021-01-31? ?青野龍吟

2021-01-27 來源：張弘

文明雖有邊疆，但也有交流。在16-19世紀，文明的交流卓有成效且和平自愿，沒有戰(zhàn)爭；不但幫助西方走出了中世紀，也對中國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。

中西文明的相互交往，不僅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歷史事實，而且有力推動了歷史進程，并形塑了現代世界的格局。2020年12月，清華大學教授張國剛出版了《文明的邊疆：從遠古到近世》，書中從大范圍、長時段、歷史縱深的角度考察歐亞各民族在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往，將這段長達三千年的歷史劃分為四個宏大的篇章：從史前絲路到鑿空之舉，遠古的東方與西方首次相遇；漢唐時期諸神入華，四大文明體系在西域邊地匯流，開始形成多元貿易和文化交流網絡；宋明之際，香藥東來、瓷器西去，華夏物產經由海上絲路到達中亞，遠迄歐洲；至晚明盛清，傳教士東來，拉開了中國與歐洲從想象異邦走向東西之辯的文明互鑒的帷幕。至此，絲綢之路終將亞非歐三大洲，亦即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緊密聯系起來。

1月19日，張國剛做了題為“絲路文明動力機制的四個維度”的講座，以下是講座的主要內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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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明的邊疆：從遠古到近世》，張國剛著，中信出版社2020年12月版

張國剛，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，歷史學博士，曾在歐洲留學與執(zhí)教多年，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，中國中外關系學會副會長。入選國家人事部“百千萬人才工程”（1997）和清華大學“985百人計劃”（2003）、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計劃（2006），被評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（2014）。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史、隋唐史、中西文化關系史、西方漢學史。代表性學術成果有：《唐代藩鎮(zhèn)研究》《治術：周秦漢唐經世之道》《中西文化關系通史》《胡天漢月映西洋：絲路滄桑三千年》《大唐氣象：制度、家庭與社會》《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》《唐代家庭與社會》《資治通鑒啟示錄》等。獲得《歷史研究》創(chuàng)刊三十周年紀念優(yōu)秀論文獎、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優(yōu)秀成果一等獎、第10屆中國好書獎、第十五屆文津圖書獎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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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宋元明清，海上絲綢之路就超過了陸路

今天，我主要講三方面的內容：一是中西交往的歷史脈絡，二是中西文明交往的方式，還有大航海以來東西方的相遇。最后，再談談中西對話和歷史回響。

文明就像邊疆一樣，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疆界和領域，都有自己的內涵，就像國家的邊疆一樣。一種文明不可能統(tǒng)一其他所有文明，西方文明不能統(tǒng)一世界，中華文明也不應該統(tǒng)一世界，阿拉伯文明、非洲文明、中東、近東的文明都是這樣。每個文明有自己的內涵，它們應該是和而不同、美美與共的關系。

那么，什么是文明的邊疆呢？在文明的邊疆，有人員的交流，有思想的交流，有經濟的交流。當然也有沖突，我們不希望文明發(fā)生沖突，我們希望文明能夠和諧共生。邊疆需要安寧，各個疆界內的百姓安居樂業(yè)，文明共享。

我覺得，用文明的邊疆來表達中華文明和西域、西方文明的交流很貼切。我們知道中華文明有5000年的歷史，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良渚遺址是世界文化遺產，是人類文明遺產，這等于是官宣了。當然，文明的探源也是過去一直討論的問題。中華文明5000年發(fā)生和發(fā)展的過程，就是和周邊、和域外文明互融互通、接觸碰撞的歷史過程。中華文明從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(qū)，也就是《史記?五帝本紀》描寫的那塊地方發(fā)生，也在良渚、凌家灘、紅山和石家河等地多元發(fā)展。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等考古發(fā)現，都顯示出早期中華文明的互通互容。

考古學家蘇秉奇先生用滿天星斗來講中華文明早期的發(fā)生過程。滿天星斗，神州大地成了匯集文明的海洋，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個互融互通、接觸碰撞的歷史過程。

中西交通的發(fā)軔，從歷史記載上講，是張騫通西域。《史記》中的《匈奴列傳》、《大宛列傳》，都有關于張騫的記載。可是，我們如果追到源頭，史書的記載很有限。東西方各個族群交往的鮮活記憶，從考古資料可以追溯得更為久遠。石峁文化，三星堆考古，商周玉石之路，早期北方青銅考古遺跡都有很多。今天我看到報道，說在塔里木盆地發(fā)現了有確切科學考古記載的城址。它是公元前750年一直到公元前150年，春秋早期到戰(zhàn)國，乃至漢朝的前期。這些考古遺址表明，在張騫之前，就有不知道多少東西方仁人志士，因為各種目的進行交往?？脊艑W上，把它叫作玉石之路。

《史記》曾經記載，戰(zhàn)國時期趙國有三寶：代馬、胡犬、昆山之玉。當時蘇厲告訴趙王，如果秦人控扼了北方的話，你就弄不到這三樣東西了。昆侖之玉是從草原來的。歷史上講，藺相如帶著和氏璧去秦國，和氏璧出自楚國。楚國有沒有可能跟西域相通？當然有可能。因為從東南之路到云貴再到印度，那邊也能通到中亞，當然也可以跟新疆相通。當然，最便捷的不是楚國，應該是趙國。趙國這邊從草原上和西方交往比西南絲綢之路方便多了。為什么稱趙國的和氏璧為楚壁？我估計，這可能是為了掩蓋玉石的來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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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考古的遺存，包括文獻記載的相關內容，勾勒出了張騫之前東西方物質文明交流的痕跡。盡管如此，張騫的意義依然非常重大。

因為張騫提供的西域信息，是司馬遷撰寫《史記?大宛列傳》的材料來源。官方使團由于張騫提供的線索，絡繹不絕地開展了跟西方的交往，包括對西南方向的開拓。到了明清，就成為“茶馬古道”了。因為張騫的家鄉(xiāng)是漢中，漢中往南就是成都平原。漢中這塊地方，雖然現在是陜西的，但秦嶺南部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跟四川很接近。所以，巴蜀的東西，他很熟悉。他在大月氏看到了四川的紡織品、竹木制品，他就問，人家告訴他，我們南邊有個國家叫印度，這些東西是從印度過來的。所以張騫知道，從四川那邊能到印度，再到他所在的大月氏國。

因為有匈奴阻隔，張騫九死一生，在西域待了13年，還娶了媳婦，生了孩子?！稘h書?地理志》記載，武帝末年，從廣州、番禺那邊派船到斯里蘭卡，也都是張騫鑿空（開通、開辟、開拓）的后續(xù)成果。由路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組成的“一帶一路”，從此正式開通。

1500年以前的東西交往，可以分為三個時期：第一，張騫鑿通之前的草原絲綢之路，或者叫玉石之路；第二，是張騫之后，漢唐時期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、海上絲綢之路為輔的時期：陸上絲綢之路的主體方向是西域；海上絲綢之路的主體方向是南海；第三，到宋元明清時期，包括鄭和之前和鄭和之后，海上絲綢貿易就超過陸路。

除了短暫的大蒙古國和元朝之外，西域的路途多數時間是阻隔狀態(tài)。在整個明朝， 帖木兒帝國控制中亞，奧斯曼帝國控制西亞，陸上都走不通了，貿易往來相對衰弱，海上絲綢之路就超過了陸路。

這種超越，有各方面的原因。比方說后來的貿易品主要是瓷器，很沉且容易破碎，走陸路不方便，海上運輸更方便。當海上絲綢之路發(fā)達起來后，中西交往就跟原來不一樣了——這不僅僅是一種由于貿易品的差別，更是因為航海技術的發(fā)展。比如指南針，比如說動力技術對季風的把握，因為陸地和海洋夏季、冬季的溫差不一樣，所以它的風向就不一樣。當初馬可?波羅是從泉州等季風 ，然后走紅海波斯灣那個方向回去。反過來，夏季的風又能夠到東方去，在蒸汽機發(fā)明之前，動力技術的把握很重要。

1500年以前，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中算上段；1500年以后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(zhàn)爭之前，算下段。1500年之后，歐洲文明隨著殖民主義向全球擴張，遠東地區(qū)也在其中。最初，歐洲向外移民主要是在美洲，后來還有澳洲。這些地方都比較落后。歐洲人在海外探險，船長管開船，艦長是海軍指揮官，還有傳教士和商人。軍隊保護商人拓展海外市場，保證商業(yè)活動得到軍事的支持。到一個地方以后，傳教士從宗教信仰層面進行傳教。

歐洲的擴張，不僅給世界帶來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和宗教文化，還把中國文化也介紹和傳播到了歐洲。因為歐洲人之前到達的美洲、非洲等地方都很落后，東南亞那時候也還沒什么人，有一些部落被酋長領導，再就是中國的僑民。當時，中國和日本的文明很發(fā)達，就歐洲人所到的地方來說，只有這兩個國家的文明可以和歐洲分庭抗禮。

中國文化被介紹到歐洲后，形成了歐洲的中國文化風。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葉，中歐交往達到高潮。但自18世紀晚期就開始反轉了，主要是因為英國率先實現了工業(yè)化，西歐以英國為領頭羊，大踏步走出中世紀。歐洲開啟工業(yè)化之后，中國輝煌的農業(yè)文明成為反襯西方工業(yè)文明絕代風華的一種對照物。馬戛爾尼1793年訪華，在歐洲引起的回響整體非常負面，這終結了中歐文化的浪漫蜜月。鴉片戰(zhàn)爭之后，西方文化單向蜂擁而至，一直到新中國建國之后才發(fā)生改變。

我剛才給大家勾勒了中西文明交往的過程。歸納一下，以1500年為界，1500年前，可以分成張騫之前的草原絲綢之路，張騫之后又分兩個時期：漢唐時期，宋元明清時期。漢唐時期，陸路上與西域的交往最發(fā)達，盡管海上有交流——比如說法顯從海上去，從海上回來。唐德宗時期，還派過官方使團，從海上到大食——即阿拉伯世界進行政治外交活動。宋元明清，就是海路上更發(fā)達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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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文明交往的三種模式

在中西文明交流方面，方式多種多樣，有物質層面，有技術層面，還有思想文化層面。在物質層面，由原產于中國的大米、小米向外輸出，也有張騫引進了西域的很多物品，比如說苜蓿、汗血馬等。在科技層面，中國輸出了“四大發(fā)明”。

從學術界的研究情況來說，中國早期的青銅技術應該是由自己創(chuàng)造。但是，印歐人的東遷可能影響到商周的青銅技術提升。西漢時期，我國鋼鐵產品就經過絲綢之路傳到了歐洲，公元1世紀的羅馬學者普林尼在他的著作《博物志》中談到，在當時歐洲市場上“雖然鋼鐵的種類很多，但沒有一種能和從中國來的鋼相媲美的”。青銅技術在中國得到提升以后，跟西方青銅的用途不一樣。西方用它做兵器，中國用它做禮器。大型祭祀的設施，都是青銅鑄造的。

在思想文化層面的交流就更多了。比如佛教入華，《道德經》在唐朝被中國人自己翻譯成梵文，王玄策帶到了印度，但具體細節(jié)不清楚。中國的“四書”翻譯到歐洲，印度的佛典翻譯到中國，這些都有豐富的資料。這些交流有各種各樣的動機，如政治外交，經濟利益等。南宋政府對外貿大力支持，因為外貿能夠帶來很大的經濟利益，也就是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。

在科技傳播方面，公元751年，在怛羅斯之戰(zhàn)中，中國一些工匠，包括造紙工匠，在戰(zhàn)爭中成了俘虜，把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大馬士革。有一些阿拉伯工匠成了中國的俘虜，他們也帶來一些西方的科技。元代郭守敬把阿拉伯的歷法融化到自己歷法工作當中；清朝湯若望用歐洲的天文學改造，讓清朝的歷法更精確。

在宗教方面，東晉時代的法顯，60多歲去印度， 70多歲回來，80多歲圓寂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唐朝的玄奘也去西域取經。歐洲的傳教士在中國，也是以生命來獻給他的傳教事業(yè)。

我講了這么多“西方”，張騫在中亞阿富汗，玄奘取經去的印度，鄭和下西洋在紅海波斯灣，甚至到了非洲的東海岸，近代的利瑪竇他們來自歐洲……那么，這個“西”好像有點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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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中西文明交往的“西洋”到底指什么？

高加索地區(qū)，在里海和黑海之間偏北。高加索人種就是白人，蒙古人種是黃種人。不過，今天講的高加索人叫原始的印歐人，原始的印歐人進行民族大遷徙的模式有三種：一種是南亞模式，一種是南歐模式，一種西北歐模式。

南亞模式就是印度。在公元前1500年，印歐人遷到印度建立了種姓制，帶來了吠陀文明，把古印度的哈拉巴文化給取代了。所以，印度最早的文獻是梨俱吠陀，他們就成為高等種姓。

然后是南歐模式。希臘羅馬建立了歐洲典型的奴隸制度，這些家族，家家戶戶長達千年的遷徙，在這里建立了奴隸制度，他們稱為公民，有的戰(zhàn)爭俘虜就成為奴隸。

第三個模式西歐北歐模式，就是德國、英國。印歐人跟當地人通婚，或者征服了當地人。有德國人認為，他們的人種跟印度上層人種是同人種，希特勒講德國人是最純種的雅利安人——這是他的一種誤解。因為雅利安人是印歐人在亞洲的自稱，總體叫印歐人。雅利安人包括典型的伊朗和印度人，他們都是白人。

印歐人遷徙，到了春秋時代——就是在孔子的時代里基本完成的。截至公元前500年，古印歐人各部落的遷徙浪潮逐漸平息，從印度河流域直到不列顛島，從南亞到西歐，在整個歐亞大陸西部的廣袤地區(qū)，帶著青銅和鐵器，創(chuàng)造了安納托利亞文明。

吠陀文明到了印度，古波斯文明到了伊朗， 古希臘、古意大利就是希臘羅馬文明，古日耳曼文明和凱爾特文明，分布在包括德國、英國、北歐、西歐在內的整個歐亞大陸西部地區(qū)。整個西歐大陸地區(qū)的文明的塑造，跟印歐人的遷徙密切相關。這些地方都是中國的“西”。中國在哪兒？中國在一個幾乎完全獨立的區(qū)域，東南是大海，西南是高山，北邊是沙漠，在這樣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環(huán)境里構建自己。

所以，中國跟這些印歐人有點“離群所居”。西方人講，真正的東方在哪兒？不在蘇伊士，不在高加索，而在天山——也就是說，其他幾大古文明之間都是相通的，包括人種、語言、宗教等。只有中國不太一樣，所以我開玩笑說，從歐亞的文明來說就是兩種人——一種是中國人，一種不是中國人。

中國最不一樣的地方，不僅是擁有著世界第三的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，且在這么一個龐大的地域內，生活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，還有我們中國的文字古今之間就沒有多大的變化， 2000年前的《史記》，大家今天看起來沒什么太大問題。這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文明是這樣？秦漢滅亡了，有隋唐接著；隋唐滅亡了，有明清接著?？墒橇_馬帝國沒有了，后面就不是這樣子。所以，中國文明的傳承性確實非常獨特，可以說是舉世無雙、獨一無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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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文明之間都有選擇性誤讀

在中國文明跟西方文明的交流過程中，誤讀現象很難完全避免。把不同文明完全移植過來有沒有可能？玄奘曾經想把印度佛教的唯識宗完全移過來，他圓寂以后，這一派就斷了。所以，文明的對話中有個誤讀現象，或者郢書燕說——選擇式的解讀。

選擇式解讀，就是我需要什么，我就會最深刻地感受到什么。剛剛改革開放時，中國人到西方去，回來寫個游記，談自己在那兒的觀感，大家也愿意看，因為那時候出國少。作者選擇的都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東西，他認為這事寫出來，中國人愿意了解，這是一種需求。當然，對方這方面可能確實跟我們不一樣。比如馬可?波羅到中國來，他最關心的問題跟他前面幾個人不一樣。在他之前的柏朗嘉賓、魯布魯克都是傳教士。柏朗嘉賓、魯布魯克都沒有到中國內地，都只到了蒙古。柏朗嘉賓是教士，他是教廷使團的成員，到蒙古主要是軍事和政治外交的目的，他最關心的是，蒙古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們是哪兒來的？是什么制度？他們信仰什么？他們的軍事力量怎么樣？魯布魯克也是教士，1253年奉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和法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，他對他的信仰感興趣。但馬可?波羅是商人，他對物價感興趣，對交通感興趣，對商品感興趣……當然他也吹牛，夸耀說忽必烈對他多么重用。

也就是說，需求是影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，商品也是這樣。早期是西方對中國的絲綢有需求，到明清時期，除了絲綢，主要還有茶葉、瓷器等。到清朝，中國的瓷器就不如西方了。清朝的外銷瓷，就是一抹燦爛的晚霞。中國的瓷器和技術傳到西方之后，西方接受消化，制造出比中國更高質量的瓷器來。指南針是中國發(fā)明的，但在沈括的時代，西方人就把指南針改造成航海羅盤；到清朝，中國又把它引進過來。

選擇性解讀，或說是誤讀，分兩種：一個是知識盲區(qū)的誤讀，一個是知識優(yōu)勢的誤讀。知識盲區(qū)的誤讀是說，異域文明中有些東西是我們的盲點，我們在理解時就存在盲區(qū)；要么就被過濾掉了，要么被另外一種自我詮釋來解讀。最典型的就是佛教儒化，佛教有的東西中國不理解，就會用莊子來解釋，“惑者曉然”——不明白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。

在知識盲區(qū)的誤讀當中，有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，利瑪竇傳來世界地圖，上面有亞洲、非洲、歐洲等，中國處于世界的一塊地方。中國人一下受不了了，我們是泱泱大國，四面都是蠻夷……有人就來解讀，說九州有兩種，一種是中國內地分為九州，《尚書?禹貢》里面有記載；另一種就是戰(zhàn)國時期，鄒衍認為這個世界又分成幾個州，然后他對世界有個想象……現在利瑪竇傳過來的東西，我們早就知道了。

對于西方傳來的知識，明清甚至晚清時期的中國人老是說我們早就有了，這是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。有人認為，那時的人老說西方的知識老祖宗早就有，因此就淡漠了對外來文明的吸收，我現在看不完全是這樣。為什么？佛教入華以后，從韓愈、程朱陸王到王陽明，他們都從禪宗思想里面得到啟發(fā)，然后重新解讀中國的儒學，所以把漢儒的詮釋變成宋儒的新解，更多是六經注我式的詮釋。但是，他不會說是從佛教來的，而是說從堯舜禹湯和周公來的，構建自己的道統(tǒng)。他說我的心性是從孟子來的，是從莊子來的。但是，他對佛教文明的吸收一點都不不含糊，包括朱熹、韓愈跟佛教徒關系也很好。我認為，這也是文化自信，這樣講才能為自己積極吸收外來文明打上具有民族感的標簽。我們過去什么事都是從老祖宗那兒找，最后混淆了兩者的區(qū)別。這是一個方面，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壯大了自己膽子，大膽吸收外來文明。

知識優(yōu)勢的誤讀，指的是在誤讀過程當中，會更多地讓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知識體系對他者進行理解。比如，猶太教傳到歐洲變成基督教，佛教入華被儒學思想洗禮……總之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，過去所說的引進，郢書燕說式的誤讀是常見的方式，玄奘真正原汁原味的唯識學反倒不受待見。自我創(chuàng)新的禪宗和凈土宗大行其道，因為它更適合中國人的要求。佛教進入中國后，又傳入了韓國和日本，也為東亞國家各取所需。這種誤讀，其實就是接受主體對異族文明的一種自我詮釋，對他者的一種自我理解。中國的古史傳說，經過杜赫德等人的翻譯，“四書”等儒家思想也影響了歐洲的啟蒙運動。

我曾經給我學生的博士論文起了個題目《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》，中國伏羲就是諾亞，激發(fā)了處在變革之中的歐洲人的思想觀念。他們的種種解讀，這是為了回答歐洲人關心的現實問題。漢語是不是聰明語言？中國人是不是諾亞的直系子孫？孔子道德哲學有何真諦？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是這些知識能夠解答歐洲人心中的疑團，能夠澆灌他們心中的塊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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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個例子，伊甸園的亞當、夏娃、上帝跟蛇，他們的對話是互相溝通的，那個語言應該是一種理性的語言。當上帝看著人們在巴比倫造一個很大的通天塔，上帝就施了法術，讓人們分散到世界各地，分別講不同的語言。歐洲人一直關心，巴別塔之前的語言是什么語言？是埃及的象形語言，還是希伯來語？還是中東某個地區(qū)，基督教最早傳播那些地方的語言？最后有人說，中國的中文是這個語言，萊布尼茨還非常關心這個現象。

我在歐洲的時候，曾經看過當時他們的一些研究資料，包括他們找了好多漢字方塊字，諾亞夫妻倆、三個兒子跟三個兒媳婦，八個人帶著各種動植物上船，到處都是洪水，不知道過來多少天，諾亞放出一個鴿子，看看它有沒有落腳的地方。鴿子沒有回來，說明水還沒退。過些時候，他們又放出鴿子，這個鴿子嘴里含了一根橄欖枝回來，說明水退出了？樹露出了水面——和平鴿、橄欖枝的典故就來自這里。

那么，諾亞的船到哪兒去了呢？誰是諾亞的直系子孫呢？諾亞的三個兒子，一個是亞洲的，一個是非洲的，一個是歐洲的祖先。諾亞到中國去了，你看中國的“船”字，左邊是個舟，右邊的上面一個八，下面一個口。如果中國人不知道諾亞八個人坐船，怎么造車船呢？總之，在這些傳播過程當中，有的不是誤讀，而是故意為之，他就是用自己的知識來解讀異域事物，東西方都一樣。

總之，文明之間有差距和流動，接受方有需求才交流。西方在文明交流的過程中，廣泛吸納，八面來風，吸收各種文明的正能量，推動了近代化轉型。中國只是它的一個觸媒、一方營養(yǎng)。歐洲社會內部的變革需要外在的一些正能量。

相反，晚明盛清的中國王朝，包括康乾盛世，在農業(yè)文明的歷史軌跡上，盡管依然錦團花簇，依然繁榮昌盛，但將利瑪竇帶來的西方科技視為奇技淫巧，當做盆景而沒有使之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力，這是因為中國那個時候還沒有產生這樣的需求。

漢唐時代，中國高僧大量翻譯佛典，可以說是非常主動地吸收了外來文化。明清就相反了，歐洲更主動，中國是被動者，也是揮之即往。教廷的那些資料，贊賞人的書簡，初始外交官的遠東報告，貿易商的道聽途說，都扮演著東西互鑒的角色。因為主動方往往獲得定義交流話題的主動權。

例如，明清時期，“God”這個詞到底怎樣翻譯？用上帝，用天主，這個詞會讓中國人產生異樣的感覺嗎？會不會真正體會神的宗教意味？中國人有上帝這個概念嗎？還有禮儀問題，中國祭祖、祭孔是多神崇拜嗎？這都是歐洲社會廣泛討論議題，都跟歐洲社會有關系，中國人完全不知道。所以，強大的一方往往更自信。

關于文明的交流，其實也不僅僅是個歷史話題。2019年，美國國務院的高官、哈佛大學政治國際環(huán)境博士斯金納在華盛頓發(fā)表報告，說美國跟中國的沖突，是不同文明不同人種的沖突，這與我們過去跟蘇聯的沖突不一樣。美蘇沖突是西方同一人種同一文明內部的沖突，是西方大家庭內部的事。這樣的論調，明顯把中國視為異己。班農更直接地說中國是非盎格魯?薩克遜，非猶太非基督教。這種思想，其實跟西方學者亨廷頓等人有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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亨廷頓早年就說，冷戰(zhàn)結束后是文明的沖突，他的學生福山是哈佛大學博士、斯坦福高級研究員，寫過《歷史的終結》。他后來跟他老師的觀點不一樣了，他對中國的文明也有肯定，說中國秦漢時代就具備現代國家的某些特征。其實，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芬納在《統(tǒng)治史》中，也講過這個意思。所以，有的西方學者主張，中西文明應該互通互融，但也有斯金納這種文明沖突的觀點?？傊?，斯金納背離了西方的主流價值和政治正確，他在2019年的七八月份莫名其妙就辭職了，但2020年蓬佩奧的一次發(fā)言，意識形態(tài)的色彩很濃。

這些都是偏見。文明雖然有邊疆，但是文明也有交流，應該和平共處。我們應該在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意義上，來理解不同文明的差異和交流。尤其是1500-1800間，中西文明的交流卓有成效，而且和平自愿，沒有戰(zhàn)爭。文明的交流，不但幫助西方走出了中世紀，也對中國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。所以，這段歷史值得我們借鑒。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師”，此之謂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