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《從文自傳》：跨出地獄之門的沈從文
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? 2020-5-11? ?青野龍吟
新京報楊司奇：《從文自傳》是沈從文在1931年夏秋之間為自己最初20年的人生歷程所立之傳，主要涵蓋了沈從文在湘西老家直至赴北京之前的生活經(jīng)歷，甫一面世便獲得文壇矚目。1935年，林語堂主編的《人間世》開辟了一則專欄“一九三四年我所愛讀的書籍”，邀請作家們選出1934年他們最愛讀的三本書。結果，老舍和周作人同時選擇了《從文自傳》。
當時，沈從文正在青島大學教書，年齡剛及三十，“學習情緒格外旺盛”，每天都會到附近的山上或海邊，去看遠近云影波光的變化，接受一種對生命“具有重要啟發(fā)性的教育”。應上海良友書店邵洵美所邀，他寫下了這部自傳。同時出版的是一套叢書系列，包括《巴金自傳》《廬隱自傳》《欽文自傳》《資平自傳》等多位作家的傳記，沈從文的自傳最受歡迎。
這本《從文自傳》是“離奇有趣”的，也是“沉重辛酸”的。它記錄了沈從文少年逃學、打架、罵野語乃至賭博的頑童生涯，也記錄了沈從文離開家庭進入大社會之后的見聞和生活遭遇，隱現(xiàn)了他所經(jīng)歷的種種殘酷往事，對于湘西以外的讀者而言，近乎一部傳奇的《聊齋志異》抑或《天方夜譚》。
半個世紀后再次出版時，沈從文認為，這本自傳無非是一個“才質平凡的鄉(xiāng)下青年”在社會劇烈大動蕩下如何在一個小小天地中度過了20年噩夢般恐怖黑暗的生活。因為五四運動余波的影響，他的生命才有了轉機，爭取到掌握自己命運的主動權，開始進入一個“更廣大復雜的社會大學”。
從傳記的角度來說，《從文自傳》并不完全真實，據(jù)學者考證，沈從文在其中投注了相當多的虛構與想象，但是它卻真實代表了沈從文童年與青年時期的生活經(jīng)驗、心靈變化以及他所做出的自我選擇。這部自傳如此關鍵，以至于沈從文后來的人生觀和文學創(chuàng)作，都直通其中的思想與精神核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從文自傳》每次再版，沈從文都會重新大幅修改一次，至今主要版本已經(jīng)有了1934年良友書店版、1946年開明書店版，以及1980年代由《新文學史料》連載后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等多部版本。其中尤以40年代開明版和80年代人文社版改動最大，如今《從文自傳》的出版主要采用的便是這兩個版本。由此，對于《從文自傳》不同版本的研究與解讀也成為一條通往沈從文精神世界的秘密通道。
昨天是沈從文逝世32周年紀念日，我們特別選取了研究沈從文多年的學者、《從邊城走向世界》的作者凌宇關于《從文自傳》的一篇解讀文章，在這篇文章中，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如何從一個陳舊的人生公式里跳脫出來，并進入一段更廣闊的生命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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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地獄之門
撰文丨凌宇
一九八〇年，沈從文在為《新文學史料》重發(fā)《從文自傳》所寫的附記里，曾談到該書一九三一年初版后讀者的反應：部分讀者只覺得“別具一格，離奇有趣”，只有少數(shù)相知親友，才體會到“近于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”。一九三四年，《人間世》雜志以“一九三四年我愛讀的書籍”為題，征詢作家的意見。翌年一月，該雜志刊登了一組作家的答復。其中，老舍與周作人同時標舉《從文自傳》。當時發(fā)生在這兩位作家身上的閱讀效應，究竟屬于沈從文在附記里提到的兩種情形中的哪一種，抑或二者兼而有之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無從索考。雖然從該書問世至今，已經(jīng)過去了六十多年，但上述兩種閱讀效應，仍有可能分別在今天的讀者身上發(fā)生。
《從文自傳》是作者為自己最初二十年的人生歷程（從他出到他離開湘西為止）立傳。它確實是“離奇有趣”的。這自然與沈從文青少年時代的人生經(jīng)歷極富傳奇色彩直接相關。逃學、打架、罵野語乃至賭博——野得無法收拾的頑童生涯；十四歲即廁身行伍，浪跡湘川黔邊境；在“清鄉(xiāng)剿匪”中成百上千次地看殺人；所屬軍隊在鄂西境內一夜間全數(shù)覆滅及自己的死里逃生；在芷江發(fā)生的初戀及由此派生的“女難”；在常德的“打流”，在川東龍?zhí)杜c一個有著殺人放火嚇人記錄的山大王的過從……如此等等。這一切，對于湘西以外的讀者而言，實在是聞所未聞，近乎一部《天方夜譚》。
然而，作為一部優(yōu)秀的文學傳記，絕不僅僅是傳主人生經(jīng)歷的實錄，無論其經(jīng)歷如何離奇有趣。《從文自傳》的魅力，也遠不只是沈從文人生經(jīng)歷本身所具有的傳奇性。作為一般的傳記，除了材料的真實性之外，必不可少的是作者對傳主其人的理解與把握；而作為自傳，則是作者對自我的認知。這種創(chuàng)作主體對傳記材料的擁抱，較之傳記材料本身，對于一部傳記的成敗，似乎更具決定性的意義。它不僅影響到傳記材料的選擇取舍與組織方式，甚而更直接地規(guī)定著傳記的主題意向。
拂去《從文自傳》表層的傳奇色彩，即撇開作者敘述了些什么，轉向作者如何敘述，那么，隱伏于《從文自傳》之中的敘述脈絡便清晰地顯現(xiàn)出來：從作者對自我存在本質認知的角度看，這是一個自然之子逐漸朝理性與知識的皈依；從作者對自我精神狀態(tài)的把握角度看，是自我由于理性精神的蒙昧，身不由己聽憑命運的播弄，朝渴望獲得“自己處理自己命運的主動權”的轉移；從作者對自我生存處境的反應方式看，則是從對社會的現(xiàn)存秩序與觀念的被動接受、承認，走向懷疑與不信任。
在《從文自傳》中，這絕不是一個直線的邏輯演繹過程。材料與敘述呈現(xiàn)的過程的復雜性與曲折性，顯示出傳主人生選擇的艱難性，而背后隱伏著沈從文對自我選擇的哲學沉思與體驗——涉及必然與偶然、理性與情感、命運與意志、生與死、價值與非價值等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命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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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上私塾起始，延至行伍中與姓文的秘書官相遇，《從文自傳》活脫出一個野精靈的形象。傳主對大自然萬物百匯的光與色以及社會人事這本大書的神往傾心，與家庭、學校對其行為的規(guī)范之間，交織著充滿喜劇色彩的沖突與對抗，近乎本能的對生命自然的渴求與家庭、學校各種成規(guī)對生命壓抑之間的矛盾，構成敘述的內在張力。雖然，一些已知的沈從文傳記材料與作者的這種自我認知存在明顯的剝離。
據(jù)沈從文小學時一位老師田個石回憶，因為逃學，沈從文曾被田個石當眾罰跪在一棵楠木樹下，沈從文不服。田個石便對他說：“要記住，自輕必然自賤。自尊才能自貴?！边@話對沈從文影響極大，自此用功讀書，上課時格外安靜。又如，自傳稱許自己如何精于水道，真實情況卻是沈從文并不擅長游泳，常常只是泡在淺水里玩，這種自我認知與外部行為真實的游離，起因于作者對自我內在精神真實的把握與需求。
在同年創(chuàng)作的小說《虎雛》里，作者通過作品中人物之口自白：“我的性格算是最無用的一種典型，可是同你們大都市里長大的讀書人比較起來，你們已經(jīng)覺得我太粗糙了?！薄髡叩淖晕艺J知，有著一個更大的參照系。在《一個老戰(zhàn)兵》里，鮮明地表現(xiàn)出作為一個自然之子的價值選擇。在對比性描述了自己所屬新式技術兵訓練班與那位老戰(zhàn)兵任教官的舊式訓練班的種種情形后，作者評述說：
“我們永遠是枯燥的，把人弄呆板起來，對生命是不流動的。他們卻自始至終使人活潑而有趣味，學習本身同游戲就無法分開?！?/span>
這個后來在行伍中依然沉醉于各處亂跑、燉狗肉、與其他士兵一道吹著竹哨列隊從大街上揚長而過，或寒冬臘月與人賭賽下河洗澡，見人便自稱“老子”，卻不知“氫氣”“淮南子”“參議院”為何物的角色，直到在懷化，才因那位姓文秘書官的一部《辭源》，接受知識理性的啟蒙。然而，隨著這位姓文秘書官在湘鄂邊境猝然遇難，加之軍隊中無書可讀，又旋即中斷了這一進程。但他對讀書人身份的自期與對大兵身份的遺憾，已見出知識理性在其精神領地留下的印痕；芷江熊公館的藏書對他的誘感，給親戚抄詩受到的嘉獎，似乎又接續(xù)了從懷化開始的進程。但這一進程又因一場“女難”猝然中止。
又是兩年的延宕，他身上的野性幾乎是故態(tài)復萌。直到他在保靖軍部會議室與大量古代文化典籍、器物與藝術品對面，才“面對于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，發(fā)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”。繼之而來的那位聶姓姨父用“因明”“進化論”等新舊因果鏈向他疏解迷亂眼目的人生現(xiàn)象，以及那位長沙來的工人所帶新書刊對他實施的“五四”精神的洗禮，才最終使得他“對新書投了降”，向知識與理性皈依，并跨出了對他一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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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從文以小說和散文成名，但他極為關注新詩的狀況和發(fā)展，從20世紀20年代便開始寫新詩及評論，一生所作詩歌散見于第一本書《鴨子》及報刊、手稿中，生前未結集出版。沈從文與新詩的關系，是創(chuàng)作者、批評家，也是助推編輯，40年代后期主編《益世報?文學周刊》時，對新詩的推動格外用力，開一代新風。
與這一過程同步的，則是傳主身不由己地聽憑命運的播弄到渴求自己的命運，以及從對社會現(xiàn)存秩序與觀念被動接受，走向懷疑與不信任。這自然與作者對自我生存處境的認知直接相關。一九八一年的“附記”披露出作者是將軍隊作為“人間地獄”來把握的。雖然，從其敘述表層產生的閱讀效果看，這一目的沒有獲得充分實現(xiàn)。這一方面，正如作者所說，“后半部不免受到些有形無形限制束縛”。因為在沈從文寫自傳時，他當年廁身其中的軍隊依然是一個現(xiàn)實存在，且許多親友仍在其中謀生存。人事的忌諱不但使他有意讓事件的離奇性沖淡地獄氣氛的渲染，而且隱去了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。
例如，他在川東龍?zhí)稌r，曾面臨一位名叫向世春的參謀長將其視為孌童欲施強暴的危險，而他身邊的一些年青士兵已身受其害。這是他秘密寫信給陳渠珍求援重返保靖的最直接的原因；另一方面，又與作為被敘述對象的“我”在當時對其生存處境的認識與反應方式——因其理性精神的沉睡而對其生活本質不知相關。敘事的法則拒絕以作傳時“我”的認知來替代。盡管如此，《從文自傳》仍展示出生命卷入死亡惡性大循環(huán)的地獄般圖案：“清鄉(xiāng)”士兵遭當?shù)厝死錁屢u擊，大量鄉(xiāng)民旋即被抓來砍頭示眾；殺人不眨眼的山大王轉眼間在世界上消失，而下令殺他的司令官三年后即被其部屬用機關槍擊斃；沈從文所屬部隊在懷化殺了幾千人，一年后即在湘鄂邊境全軍覆滅……殺人者殺人，殺人者又被人殺，生命源源不斷地投入這一循環(huán)，身不由已而又視作命數(shù)使然。
常常還可見一幅動人的圖畫：前面幾個兵士，中間一個十二、三歲的小孩子，挑了兩個人頭，這人頭便是這小孩子的父親或叔伯。
可是，置身其中的生靈卻失去了對死亡的恐懼，也沒有對這種死亡的理性懷疑。作為其中的一員，沈從文也安之若素，全然聽憑生與死對他作出選擇，甚而覺得這一切都是“照習慣辦事，看起來十分近情合理的”。這種對社會現(xiàn)存秩序與觀念的被動承認與接受，直到他的理性精神開始蘇醒并認同“五四”新思潮時才徹底轟毀。
然而，傳主的這一人生轉變過程，在《從文自傳》里，并非一個純然的必然過程，而是交織著必然與偶然——它顯示出作者對人生命運的認知與把握方式。作者意識到早年“自我”所處的時代特征及民族的整體精神走向，賦予自我人生選擇以某種必然性，但同時，這種必然性鏈條隨時都可能因人生的偶然性而斷裂。其中，最典型的莫過于那場“女難”。這場“女難”不僅結束了他的初戀，也同時結束了他在芷江穩(wěn)定而有“出息”的生活。
“假如命運給我一些折磨，允許我那么把歲月送走，我想象這時節(jié)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了一個小紳士，我的太太一定是個有財產商人的女兒，我一定做了兩任縣知事，還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，而且必然還學會了吸鴉片煙。照情形看來，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么一個公式里發(fā)展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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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事關傳主后來人生發(fā)展方向的選擇中，同時交織著理性與情感的沖突。因情感發(fā)炎而冒出的傻氣戰(zhàn)勝了周圍親友基于現(xiàn)實理性對他的規(guī)勸，終于作成了他與家庭的一場災難。但對后來的人生發(fā)展而言，這場災難卻陰差陽錯地使他因禍得福。原來已獲得預約的人生公式的被破壞，也許恰恰是另一個更大的人生公式的需要。
然而，這在當時，卻沒有任何必然性為之擔保。即便后來在保靖，沈從文的理性精神開始覺醒，對新思潮的認同皈依獲得了不可逆轉的勢能，但他跨出對其一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，仍然需要偶然性來推動。自己在一場病中差點死去與好友陸弢猝然在河里淹斃，恰恰是這兩個偶然性事件，才促使他對生與死、價值與非價值、權力與知識、命運與意志人生諸問題的嚴峻思考，并作出了最后的抉擇。這對傳主而言，不啻是一場戰(zhàn)爭！
在經(jīng)歷了不易想象的生活磨難與嚴重的精神折磨之后，他終于跨出了地獄之門。當我們從深處把握住傳主的這一精神歷程，并意識到這最終的選擇無法完全預料，甚至靠某些陰差陽錯的人生因素來調節(jié)時，不禁使人替?zhèn)髦鞲械搅艘环N后怕。才真正體會到作者敘述時那種“近于出入地獄的沉重與辛酸”。
這是三十年代的沈從文為自己前二十年立傳。對別人理解不易，對自我的認知更難。從嚴格的意義上說，判定《從文自傳》這種自我認知所達到的真實性程度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說，《從文自傳》卻真實地披露了沈從文三十年代的自我選擇。由于這一選擇是沈從文思想、創(chuàng)作步入成熟期的產物自傳中的自我認知，已經(jīng)鮮明地體現(xiàn)出成熟期沈從文思想精神的特征。他后來的人生觀及其在文學創(chuàng)作中的投射，都與這一思想精神特征相銜接。因此，它對理解沈從文創(chuàng)作的主題走向、人生意蘊以及敘述模式，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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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從文
沈從文（1902年12月28日—1988年5月10日），男，原名沈岳煥，乳名茂林，字崇文，筆名休蕓蕓、甲辰、上官碧、璇若等，湖南鳳凰縣人，中國著名作家、歷史文物研究者。
14歲時，他投身行伍，浪跡湘川黔交界地區(qū)。1924年開始進行文學創(chuàng)作，撰寫出版了《長河》《邊城》等小說。1931年－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，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到西南聯(lián)大任教，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，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，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與文物的研究，著有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。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，享年86歲。